户口本记忆里的家与远方

深秋的午后，翻出一本封面斑驳的蓝色户口簿。塑料封皮在指间发出细微的脆响，内页纸张已经泛黄，折痕处有几处裂口，像记忆本身，历经时间而脆弱。第一页上，户主一栏写着祖父的名字，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特有的工整钢笔字。户口性质那栏，印着两个墨色浓厚的字：农业。这两个字，像一枚胎记，烙在了我们家族几代人的命运里。

社会学研究者常将户口制度视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一把钥匙。这种起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管理方式，不仅是一种人口登记制度，更在漫长岁月里深刻影响了资源分配、社会流动和个人身份认同。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间的分野，曾像一道无形的高墙，将人们的生活轨迹限制在出生时被划定的地理与行政空间内。对我而言，这堵墙最初的具象，就是老家那座泥瓦房门槛内外，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童年记忆里的家，是湘西南一个地图上需要放大好几倍才能找到的小村落。户口簿上的地址精确到组：XX镇XX村第三村民小组。这个地址界定了我最初的世界。家的空间被山峦环绕，清晨的雾霭从山谷升起，黄昏时炊烟与暮色交融。村里的孩子大多有相似的人生脚本：在镇里读完初中，或务农，或南下广东，进入某个工厂的流水线。户口，在那个年代，像一根看不见的线，牵系着粮票、分地、上学资格，以及某种难以言说的归属感。祖父常指着户口簿说，有这本子，才是这地方的人。土地承包合同、宅基地证明，一切与“根”相关的凭证，都与之相连。

然而，远方很早就以另一种方式渗入了我的生活。父亲是村里少数读过高中的人，八十年代末，他揣着那本农业户口的户口簿，跟着同乡去了深圳。他成了“农民工”——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、带有过渡性色彩的身份标签。他的户口仍在老家那本册子上，但他每年只在春节时短暂地“回归”这个地址。他带回来的，除了打工挣的钱，还有远方城市的片段：印着英文的糖果纸、高楼的照片、关于流水线速度和城市霓虹的讲述。我的“家”的概念，从此分裂了：一个是户口簿上那个静止的、山里的地址；另一个是父亲口中那个喧嚣的、充满未知的远方。家是具体的、温热的灶台与田野；远方是抽象的、闪烁的想象与渴望。

教育是那代农村孩子改变户口性质最重要的，也几乎是唯一的通道。考上中专或大学，就意味着“农转非”——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。这不仅仅是几个字的更改，而是一场身份的跃迁，意味着从此可以纳入国家分配工作的体系，拥有商品粮，脱离土地。我至今记得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哥哥，他家的户口簿被专门拿出来，那一页“户口性质”变更的盖章处，成了全村人传阅瞻仰的圣迹。那枚小小的红色公章，仿佛有魔力，为他盖通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行证。为了这个目标，无数个夜晚，我在煤油灯下背诵课文，将“跳出农门”四个字刻进骨髓。那时我并不完全懂得“非农业”三个字背后的全部社会含义，只知道，那关联着父亲在远方所经历的另一种人生可能。

终于，录取通知书来了。去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的那天，手续异常简单。民警撕下户口簿中属于我的那一页，换发给我一张轻飘飘的、单独的“户口迁移证”。迁往地址一栏，写着千里之外一所大学的集体户口地址。手里拿着这张纸，看着老家户口簿上那个突然空出来的位置，心里涌起的不是喜悦，而是一种奇特的失重感。我合法地、正式地从那本承载家族居住史的册子上被“摘除”了。祖父摩挲着户口簿上残留的装订线痕迹，良久才说：“出去了，也好。”那本户口簿，因为我的离去，记录了一次人口减少；而我的个人身份，从那一刻起，进入了一种“在途”状态，脱离了土地，尚未在城市真正扎根，成了社会学意义上所谓的“流动人口”。

大学集体户口，是一种临时性的、过渡的身份寄存。它让我能在城市里合法地学习、生活，享受部分市民待遇，但我与这个城市并没有建立起那种深厚的、基于户籍的权益纽带。我像一株被移植的植物，根须悬在半空。毕业后，户口随着工作迁徙，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，从人才中心的集体户，到后来拥有自己房产后的独立居民户。每一次迁移，都在新的户口簿或户籍证明上留下记录。如今，我的户口簿是崭新的，封面是暗红色，地址栏是某个城市某个小区几栋几单元。户口性质是“居民户”，一个后来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后趋于统一的称谓。从“农业”到“非农”再到“居民”，称谓变化的背后，是一部宏大的社会变迁史。

但我发现，那本老家的蓝色户口簿，从未从我的精神世界里“迁出”。它定义了“家”最初的地理坐标和情感原型。城市户口给了我生活的便利和工作的基础，但午夜梦回，记忆的锚点仍会沉入湘西南那个群山环绕的小村落。那里有祖先的坟墓、有家族共有的山林田地（虽然大多已荒芜），有一种被那本老户口簿认证过的、笃定的来源。这种来源感，在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中，成了一种珍贵的精神底色。

去年春节，我带着孩子回老家。孩子指着老房子问：“爸爸，这是我们的家吗？”我一时语塞。从法律意义上讲，我的家在城市那本暗红色户口簿上；从情感归属上讲，这里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都镌刻着我最初的记忆。我翻出那本蓝色户口簿给他看，指着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以及（被迁出前）我的名字。我试图向他解释，这本册子，曾经如何像一枚看不见的图章，盖在几代人的命运上，定义了他们可以耕种的土地、可以就读的学校、可以向往的远方。

他听得懵懂。对他这一代而言，户口或许只是一串办理身份证和入学时需要填写的数字和地址，其背后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制度壁垒，已在改革中逐渐消弭。城乡二元结构虽然在物理和制度层面逐渐松动，但其所塑造的心理距离和文化差异，却需要更长时间来弥合。这是时代的进步，也是我们这代“过渡者”需要承受的、独特的乡愁：我们脚踩两种文明的边界，在户口簿的记忆与现实之间，寻找着那个既属于远方也属于原乡的、完整的自己。

合上老户口簿，窗外是都市璀璨的灯火。远方，已然成为我日常生活的现场；而记忆里的家，则随着那本蓝色册子，退守成内心一个温暖的、有时略带涩意的角落。两者之间，由一本户口簿所记录、所触发的那条漫长迁徙路，构成了我个人，也是我们这时代无数人共同的生命叙事。这本小小的册子，不仅是行政档案，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，一个家族迁徙的碑文，它冷冰冰的表格与印章之下，封印着滚烫的渴望、艰难的挣脱与无声的悲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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